山西焦煤35名员工获评“三晋技术能手”

14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

孟子提出的四端，都是这种不忍之心的发挥。从上面的描述来看，所谓诠释，本质上就是意义建构和概念创造，是人在群体生活中寻求表现和沟通的心灵自由活动，而其结果来自文字表达的丰富性的出现。

对于他人和自己的理解就有了一番创造性的诠释基础，这也构成了孟子对诠释的理解。在此框架中，可以论述提出理论的理论性为何，以及它所应该遵守的逻辑关系。本体一词在传统中国哲学中已经存在，所以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归之于对本体的描述、分析、经验整合、概念创新，以及理性直观。孟子反对墨家，也体现了他的洞见，他认为墨子主张兼爱天下是无父也，因为这违反人伦的基本感情。孔子界定仁的概念，可以用来说明其他诸德，而其他诸德也可以用来说明仁之为仁。

（《论语·雍也》）我们可以看到《论语》中孔子说的每句话都发挥了界定和定义的功能，也就是把诠释的功能发挥到极为完善的地步。传统西方知识论是就客观世界的描述和主观世界的知觉来推断世界的形象。[日]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87-127页。

朱熹及其他人的礼仪改革，包括强调祠堂的建设，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广泛流传的佛教通俗礼仪[36]。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有研究表明，早期西方传教士向西方本国传达有关中国的信息时，曾经移植或借用了当时流行的民间日用类书，例如，门多萨《中国大帝国史》所载中国图书，大部分是拉达神父在福州所购得的通俗出版物——日用类书[43]。唐代把释奠先圣先师列入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祖先人鬼同列为四大祭祀。

[35] 赵克生：《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诸如此类，对比相当鲜明。

礼仪包涵在礼义之中，礼义的概念远大于礼仪的概念。从蓝田《吕氏乡约》到利玛窦入华，中国约历时500年。公元前517年，赵简子向郑国的游吉（子大叔）问揖让周旋之礼，对方回答说：是仪也，非礼也。这种礼制必然与一神崇拜、反对偶像的基督教发生冲突。

他们那种宗教式的繁文缛节莫过于他们在父母的丧礼细节方面的认真了，服丧要穿白色而不是黑色的丧袍，并用很昂贵的材料制作棺木。讲礼节、仪表大方、办事老练、周到、持重、平稳，这些在他们那里被视为主要德行，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礼字。因此，它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近八百年的日常生活。由此肇始，历代正史皆有《四夷传》《蛮夷传》之类的文化志，大都采取内中国而外夷狄、贵中国而贱夷狄的视野，表现出中国古人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大心态。

义与仪在群经文献中，只是古今字的差别，互用现象非常普遍，清代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阮元《经籍纂诂》、俞樾《群经平议》都已指出[5]。《礼记·祭法》的说法与之大同小异，特别强调，庶士和庶人无庙，平民是没有资格建立家庙的。

[4] 林存阳：《礼仪之邦、礼义之邦小议》，第510页。 摘要：传统文献和当代汉语的用语习惯中，礼仪之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代替了礼义之邦。

[18]〔意〕利玛窦、〔比〕金尼阁：《中国札记》，第54页。行礼的地点在宗庙（祠堂），而不是在教堂。在这个同心圆的政体规划中，代表中国教化的诸要素（如祭祀内容、朝贡频率、服饰文教）呈放射状向外扩展，距中央越远，教化越疏离。在中国的二十五部历代正史中，有十七部专门列有《礼志》《乐志》或《礼乐志》。例如，祠堂的建筑设计，神主、神龛、深衣的样式，婚礼的礼物，丧服的裁制，等等，既是对上古《仪礼》的精简，又是对当代世俗生活的观照，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

《尚书·禹贡》中所说声教讫于四海，是指商周以来设计的五服制度。在上古《仪礼》基础上形成的《朱子家礼》，正是为了对抗佛教礼仪和民间陋俗而制作的简化本礼仪手册，它成为宋元明清民间礼仪活动的指导性文本。

然而，内中对中国人恪守礼节的描述却不乏褒意：中国问题方面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被迫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的实践带到了一个完美境界。夏言的奏议使得民间祭祀远祖成为可能。

至于他们制作家礼的原由，我们曾经指出，大致有三：其一，这是宋儒挽救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针对的是五代道德无耻的世风（如对冯道的不齿）。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例如，韩琦的《参用古今家祭式》，许洞的《训俗书》，司马光的《书仪》、《涑水祭仪》、《居家杂仪》、《家范》，范祖禹的《祭仪》，吕大防和吕大临的《家祭仪》，张载的《横渠张氏祭仪》，吕大均的《蓝田吕氏祭说》，程颐的《伊川程氏祭仪》，朱熹的《四家礼范》、《家礼》，李宗思的《礼范》，周端朝的《冠婚丧祭礼》，孟说的《家祭仪》，等等。[6] 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546－547页。[14]通过祭祀之礼凝聚尊刘崇汉的民众，获得政权合法性。[14]《后汉书》卷13《隗嚣传》，中华书，1965年，第514页。

[15] 《辽史》卷72《宗室列传·义宗倍》，中华书局，1974年，1209页。钱秀程、王能宪等学者著文，认为礼仪之邦的提法存在错误，应改用礼义之邦：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作为道德标准，一贯重视制度品节，提倡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推崇为正义而献身的操守。

[34] 参拙作《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贵族阶层动循礼仪，然而平民无礼，平民更无家礼。

[39]这些乡约乡规和家礼规定的内容，与传教士看到的中国民间礼仪完全一致。为此中西外交往中曾有过多次杯葛。

福建四堡地区邹景扬父子编纂出版的《酬世锦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民间日用类书。礼义的精神，才是儒家的精神。由此，从地域上确立了周边世界对中央教化的认同程度，也就是礼教的影响程度。到20世纪，礼仪之邦成为中国的指称词，并广为流行，相沿至今，其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礼义之邦[3]。

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被称为礼义之邦。然而，儒家礼仪的基础毕竟是国家和贵族，即所谓礼不下庶人。

只有林存阳先生认为，这种变化是与时代、时势、人们的习惯与取舍等密不可分的，并非仅为误用、滥用的问题。这是一种由内及外的文化同心圆结构，见于《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20]在有些省，频频上茶被认为是一种敬意，但在杭州省，如果上第三次茶，那就是通知客人离开的时候了。[23] 〔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8－29页。